新制度虽然意味着执政党统治方式的某些改变，但能够保住执政集团不至于为不可知的大革命所埋葬。
当然，那种将司法权威不足完全归因于司法不独立的看法存在片面性。比如，跨区域设置法院的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存在与国家政权体系理论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矛盾，跨区域建立的民商事法院无法纳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中，如果它们由全国人大产生，与最高法院的关系就说不清楚。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整个社会国家化，国家通过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人们生存在一个权力本位的世界里。在部门上存在政法与政府的重叠，广义上的政法工作，比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仅公检法司发挥主要作用，政府各部门也参与其中，还包括群团组织。同时需要强调人大对司法的监督权是一项程序性权力，人大监督必须遵循依法按程序办事的原则，并且不能包办代替司法。1982年宪法没有重复1954年宪法的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的规定，而是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据说主要是为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留出空间。【注释】 [1] 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到本世纪初提出社会建设战略，大致20多年的时间，市场改革是方向，关键是改革政府。
[11] 有学者勾勒出了中国行政法治行进的路线图：改革开放前，我国处于前行政国家。另一方面，推进以政治民主化为方向和目标的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应当着力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2）共同纲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基础、力量构成和民心所向，符合民主共和立宪的基本原理，将资产阶级共和国和无产阶级共和国的合理因素进行了实践性综合，寻找到了一种本土化的普遍方案，为后发国家建立共和国提供了重要经验。
一方面，他们利用地方性影响积极承担起革命之后地方秩序的维护责任，确保江南地区的基本稳定。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主张。蒋介石就曾将党治国家原则解释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国民党方面则成立了专门的宪草审议委员会，积极介入后续制宪工作，并于1946年4月19日完成了作为新宪法底本的《政协宪草》，但共产党不予承认。
在抗战后期，国共两党相继发表了回应这一民意的政治声明。新政协在协商与代表之间有着复杂的定位。
田：有一个现象我一直比较关注，就是政协的领导权问题。共产党主张政治民主化优先，这样可以获得政治安全保障。田：我同意您的这两点理由。在政治上日益成熟和组织化的立宪派对此心领神会，积极奔走。
尽管目前的政协制度在新中国前60年尤其是改革30年起到了巨大的政治整合与吸纳作用，实现了政治社会的基本稳定与合法性的有效维持，但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宪政转型的推进与精英/大众民主参政的实质化，现有体制正面临着政治多元化的巨大挑战。双十协定以国共两党的联合名义发布，这是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两大主要政党的联合意志，是对民主立宪，和平建国这一根本民意的政治确认与表达。故而，欠缺决策权配置的政治协商不具有政治性，不具有代表意义，只具有咨询意义。除了民盟等立宪派基于自由民主理想的宪政主张之外，我注意到共产党人在这一重大问题上也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和立场调整，即不再固守严酷的阶级斗争理论，而发展出一种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战后政治立场上就体现为中共七大报告中的联合政府理论。
所以，旧政协是20世纪中国宪政运动的重要制度创造，它不仅是1947年宪法的助产士，而且直接影响到新中国的制宪与建国模式，并逐步转型为新中国的一项重要的宪政制度。这一过渡模式是一种严格的体制内转型模式，排斥外部政治精英与力量的实质性参与。
在1948年三大战役格局初定的背景下，共产党已经将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学术调整的效果是显著的。
为此，应确定政协再转型的指导原则：第一，将政协制度改造为正式的国家制度，可以先作为咨询性议院，逐步改造为决策审议性议院，最终目标是上议院或参议院。两院制不是两个司令部，而是一种立法制衡机制。[9] 田：尴尬的是，这部宪法从诞生之初就是先天不足的。五四宪法之后，政治上日益激进化，对国家社会的性质认知与治理安排不够成熟，合法性根基弱化，依靠虚幻的理想和力量投入建立了比共同纲领更纯粹和更理想化的体制，但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和具体的治理绩效却在退步。高：这实际上确定了后来的旧政协（1945年政协）宪法任务的两个基本层面：一是推动国民党内部从训政主动走向宪政。政治上，他们倾向于有保留地与国民党政府合作，推动其尽快完成向宪政的过渡。
以民盟为代表的立宪派不满足于此，提出了自身的立宪主张。至此，新政协及其制宪成果《共同纲领》完成了历史使命，代行模式终结，其政治代表性实际上已被取消。
此外，由于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之中，不可能组织真正意义上的代表普选，而只能由各界别在分配的代表名额范围内自主推荐。这里面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中国政治现象：有政党，但没有政党政治。
二是通过政治协商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宪政基础上的民主联合政府。1924年国民党完成改组，确立党治原则和训政方针，而同期的黄埔精神则成为一种严酷的军政精神。
（2）抗日根据地政治实践中的三三制经验。政协代表构成上的实质多元化保证了政协决议的宪政属性。近些年中央也不断重申扩大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这里的有序不能被仅仅理解为走过场式的程序编排，而应具有政治代表与政治审议的意义。1931年，国民党制定了《训政时期约法》，从法律上结束军政，进入训政，但内忧外患不断，军政在事实上不可能结束。
你可以基于国家理性限制某些政治竞争，但不能完全没有竞争，也不能只有幕后的无序化竞争。（5）新中国第一届政府构成体现了政党平等和政治制衡，是对对当时社会结构的一种合理反映。
高：不过，我觉得旧政协还是有着积极的历史贡献和宪法价值的。共产党对新政协及各民主党派的功能限定实际上堵住了这些政党以组织形态进入议会政治的可能性。
就像香港的行政吸纳政治模式不能持久一样，我觉得目前的政协制度所体现的政党吸纳政治的模式也不能持久。在我看来，您对中国宪法史与宪政转型问题的研究可谓独辟蹊径，既非以材料为中心的传统史学模式，亦非局限于条文注释和案例模拟的宪法教义学模式，而是一种融合历史与哲学路径的政治宪法学模式。
蒋介石曾声称政协不是制宪会议，共产党则将新政协明确定位为制宪会议，具有制宪权力，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政治意志。1949年2月，共产党发布解放区通令，废除六法全书，确立了解放区司法原则，为新中国的成立预留了宪法空间。[4]在我看来，政协是可以纳入保守宪政主义或保守改良主义的思想脉络中予以重新阐释和挖掘的。《政治宪法学视野中的八二宪法》，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
1946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制宪国大，共产党没有参加。对于这样一种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苏联的党治国家体系中缺乏成例可循，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制度创造。
共产党人与孙中山不同，他们对列宁主义的接受则比较系统化，相对完备和忠诚，在其核心教义中并不存在明确的宪政目标，因为它的国家不过是一个专政国家，其服膺的目标是最终的共产主义。毛泽东力主保留了各民主党派，新政协在组织上依然存在。
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法学博士。我去年对八二宪法的研究也大体延续了《立宪时刻》的基本风格。